金昌附近100块钱的爱情,金昌百元情感故事
金昌西郊的夜市刚开始上人，老马就推着他的烤红薯车出现在老位置。炉子刚烧热，那个穿着褪色牛仔裤的姑娘又来了。她递过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，这次却没要红薯。
“能换开吗？”她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傍晚的风，“我等他。”
老马在这条街卖了八年红薯，见过这姑娘十七次。每次都是黄昏，每次都拿一百块，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男人。附近的摊主们都传，那男的早去了外地结婚，就她还傻傻等着。
一百块能买什么
在金昌这种小城，一百块钱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能买二十个烤红薯，能打叁天零工，能住一晚叁十块的招待所。但对那姑娘来说，这一百块是场赌注——赌那个人会记得叁年前的约定。
“他说赚到钱就回来娶我。”有次姑娘等得太晚，和老马多说了两句，“我们最后一起吃的那顿饭，正好花了一百块。”她笑了笑，眼睛望着街角转弯处，那里路灯坏了，总是忽明忽暗。
老马没告诉她，去年有个开宝马的男人来打听过她。老马记得特别清楚，那男人手上的表够买下半条街的摊位，却盯着姑娘的背影看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走了。
烤红薯的炉子呼哧呼哧响着，像在替谁叹气。姑娘今天换了件新外套，虽然洗得发白，但领子挺整齐。她时不时看手机，屏幕暗了就按亮，反反复复。
“您说，”她突然问，“金昌附近100块钱的爱情，能坚持多久？”
老马翻动红薯的手顿了顿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等过一个人，等了五年，最后等来一封信。信上说，别等了，我要的生活你给不了。那时他从工地赶回来，兜里正好揣着一百块，是想带她去吃涮羊肉的。
“看人。”老马递给她一个红薯，“凉的，不要钱。”
旁边卖糖炒栗子的大姐凑过来：“妹子，我昨天看见他了，在建设路那边……”姑娘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像夜空中突然点起的星。
“开着辆白色轿车，”大姐补充道，“副驾驶坐着个抱孩子的女人。”
姑娘眼里的光又暗下去，比坏掉的那盏路灯灭得还快。她默默把一百块钱塞给老马，转身走进夜色里。那身影单薄得让人担心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。
第叁个秋天
这是她在金昌附近等待的第叁个秋天。风里开始有沙枣的味道，夜市的人渐渐少了。老马注意到她的牛仔裤更旧了，鞋边起了毛边，但每次来，那一百块钱都是崭新的。
“她在那家制衣厂做工，”卖炸串的小哥说，“每天加班到晚上九点。”大家都不说破，但都明白那崭新的一百块意味着什么——她特意去银行换的，为了某个重要的时刻。
有天暴雨，夜市几乎没人。老马准备收摊时，看见她站在公交站台下避雨，浑身湿透了，还紧紧攥着那张一百块。老马把车推过去，撑起大雨伞。
“上车吧，我收摊了，顺路送你。”其实他家在反方向。
雨点噼里啪啦打在伞上，她突然说：“我知道他不会来了。”
老马没接话，只是把炉子的余热往她那边挪了挪。
“但我总得把这一百块花出去，”她声音有些哽咽，“这是我们说好的，最后的一百块。”
原来叁年前他们分手时，男孩留下这张钞票：“要是叁年后你还想找我，就拿这钱当路费。如果我不想见你，会托人把钱还给你。”
所以她等的不是人，是一个答案。这金昌附近100块钱的爱情，成了悬在心里的刺，拔不掉，碰就疼。
雨停了，制衣厂宿舍楼就在前面。她下车时，老马突然说：“明天别来了。”
她愣在原地。
“下个月我儿子结婚，”老马从车里掏出个红包，“帮我把这喜糖带给制衣厂的姑娘们。”红包里没有糖，只有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，和她手里那张一模一样。
她明白了什么，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。原来这金昌百元情感故事里，早有人替那个懦夫给出了答案。
后来老马再也没见过她。只是听说制衣厂有个姑娘辞了工，去了南方。她走前给夜市管理处留了个信封，里面是两张百元钞票，别着一朵晒干的沙枣花。
其中一张钞票上，用铅笔极轻地写着：谢谢。
另一个摊位老板问老马为什么帮她，老马望着新换的路灯说：“我年轻时，怎么就没遇上个告诉我真相的人呢？”炉火正旺，红薯香甜的气息飘出去很远，像是要把整个秋天都染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