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婚后和父亲相互解决
离婚后和父亲相互解决
从民政局出来，手里那本暗红色的证换成了墨绿色的，天倒是蓝得晃眼。我站在台阶上，有点不知道该往哪儿迈脚。回那个刚搬出来的小公寓？里头除了几个纸箱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。鬼使神差地，车头一拐，朝着城东老父亲家的方向去了。
敲门的时候，心里直打鼓。自从结婚搬出去，和老头子的联系就剩每月例行公事般的电话，内容不外乎“吃了没”、“挺好”。门开了，父亲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，看到我先是一愣，眼神在我手里的文件袋上停了一秒，什么也没问，侧身让了让：“进来吧，正好饭点。”
屋里还是那股熟悉的、陈旧家具混合着油烟的味道。饭桌上摆着一盘炒青菜，一碗中午的剩汤。他默默去厨房又煎了两个蛋，金黄的，边儿有点焦，是我小时候喜欢的火候。我俩对着头吃饭，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。这种沉默不尴尬，反倒像一层厚厚的茧，把我们都暂时包裹了起来。
“住下吧。”他扒完最后一口饭，突然开口，“西边那间屋，床单是干净的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鼻头有点发酸。这就是我们父子间的“相互解决”吧——他用一顿饭、一间房，解决我此刻的无处可去；我用我的留下，解决他或许持续了很久的独居寂静。
日子就这么有点别扭地过起来了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。他开始会多买点菜，偶尔甚至有条鱼。而我呢，看见灯泡坏了会顺手换上，网络断了也能给他调好。话依然不多，但空气里多了点活气。有天晚上，我听见他在客厅咳嗽，倒了杯水出去，发现他正对着电视发呆，屏幕上雪花点点。我蹲在旧电视机后面捣鼓那堆乱麻似的线头，他在背后忽然说：“当年你妈走以后，我也是这么对着它，一看半宿。”
我的手顿住了。这是我成年后，他第一次主动提起母亲。我没回头，假装还在理线，喉咙里挤出一句：“那时候……你怎么过来的？”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“就那么过。上班，下班，把你拉扯大。觉得闷了，就修修家里坏掉的东西，洗衣机、水龙头……好像把东西修好了，日子也就跟着顺了。”我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家里这些老物件，都出奇地耐用。
这大概是我们找到的另一种“相互解决”。他把他那份沉重的、对于失去的经验，掰开了一点给我看；而我，则用我的在场，接住了他这份从未示人的过往。我们像两个技艺生疏的工匠，试着修补这个家，也修补彼此生活里裂开的那部分。
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。我在自己屋里整理旧物，翻出一个铁皮盒子，里头是些我学生时代的破烂儿：褪色的奖状、生锈的钥匙扣，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。底下压着个牛皮纸信封，没写字。打开一看，是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，还有一张汇款单底联，金额是当年的学费，汇款人是他。我记得那笔钱，他说是问我叔借的，催我以后挣了钱要还。可汇款单上的字迹，分明是他的。
我把那张单子拿给他看。他戴上老花镜，瞅了半天，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慢慢擦着。“那时候……怕你知道了有负担，不好好念书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。我站在那儿，心里像被那枚生锈的钥匙扣突然戳了一下。我们这代人，总把“解决问题”想得很宏大，要沟通，要方案。可父辈的“解决”，常常是沉默的背负，是偷偷替你挪开前路的石头，然后拍拍土，说路本来就这么平。
那天之后，我们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松动了。我开始跟他讲我失败婚姻里那些细碎的事，不全是对方的错，也有我的固执和疏忽。他听着，不怎么插话，偶尔叹口气，或者评论一句“两个人过日子，是得互相让着点”。这话从他这个一辈子倔强的老头嘴里说出来，格外有分量。
现在，我依然住在他这里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不是长久的方案。我在找新的房子，他在悄悄打听附近老年大学书法班的开班时间。我们正在从“被迫相互解决”的共生，慢慢走向一种“主动相互支持”的平行。他做好饭会叫我，我出门前会告诉他大概几点回。我们依旧不擅长表达，但那份沉默里，不再是空旷，而是有了温度，像冬日里晒过太阳的棉被，蓬松又踏实。
离婚像一场地震，把我从原本的生活轨道里猛地抛了出来。却没料到，落回的地方，是父亲身旁这片我曾急于离开的土壤。我们这对笨拙的父子，用最原始的方式——陪伴、一顿饭、一个修好的物件，甚至是一段陈年往事的坦白，来处理着各自人生的断壁残垣。这个过程没有剧本，充满试探，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对方，也意外地，找到了安放自己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