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旅店嫖老太
乡村旅店
村口那家旅店，老陈开了有二十年了。招牌上的红漆早就褪了色，“平安旅店”四个字斑斑驳驳的，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来。这地方偏僻，来往的多是些跑长途的货车司机，图个便宜，歇个脚。老陈呢，人也跟这旅店似的，灰扑扑的，话不多，整天就坐在柜台后面，听着那台老式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唱。
可最近这半年，旅店有点不一样了。倒不是装修了，还是那几张掉漆的木头桌子，水泥地总是扫不干净。怪就怪在，时不时有些生面孔的男人来，看着不像跑车的，也不像走亲戚的。他们来了也不多问，交了钱，拿了钥匙就往二楼最里头那间房去，待上个把钟头，又匆匆离开，脸色说不上好看，也说不上难看，就是透着股说不出的别扭。
村里开始有闲话了。有人说，老陈这店不干净，怕是做了见不得人的营生。也有人说，看见有个老太婆常在旅店后门转悠，穿得倒是齐整，就是总低着头。这话传着传着，就变了味道，最后不知怎的，就传成了“乡村旅店嫖老太”这么个耸人听闻的说法。这话像长了脚，在村里几个闲汉的嘴边滚来滚去，成了他们下酒时最新鲜的谈资。
后院的影子
老陈听着这些风言风语，眉头锁成了疙瘩。他想解释，可嘴笨，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那天下午，天阴着，他又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悄悄从后门闪了进来，沿着墙根，熟门熟路地上了二楼。那是个看起来快七十的老太太，姓吴，村里人都叫她吴婶。她走路很慢，背有点驼，手里总提着个看不出颜色的布袋子。
老陈心里叹了口气。他知道吴婶去那房间做什么，可他答应过，一个字也不能往外说。这秘密压在他心里，沉甸甸的。他想起吴婶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，全是小心翼翼的恳求。她说：“陈老板，我就想……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安安静静地‘上班’。我保证，绝不给你添乱子。”老陈当时愣住了，“上班”？在这？
后来他才知道，吴婶所谓的“上班”，是在那个房间里，帮人“拾骨”。这是本地老辈人的说法。有些人家里迁坟，或者收拾先人遗骸，觉得这事儿晦气，不愿意自己动手，又请不起专业的殡葬人员，就辗转找到吴婶。吴婶年轻时跟过做殡葬的师傅，懂得规矩，手也稳。她需要个僻静、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，仔仔细细地把骸骨清理好，按照顺序放进准备好的坛子里。这过程，需要绝对的安静和专注。
那些来去匆匆的男人，就是来送“旧坛”和接“新坛”的家属。他们心情复杂，既想尽快了结这桩阴事，又对处理过程怀着本能的畏惧和忌讳，所以总是匆匆来去，不愿多待。而吴婶，就靠着这门几乎绝迹的手艺，挣一点微薄的钱，补贴她那瘫痪在床的儿子。
被误解的“生意”
老陈心想，这算哪门子“生意”呢？可偏偏，这最需要肃穆安静的事，却被安上了最污秽难听的名头。他知道村里人怎么想，一男一女，关在旅店房间里，还能有什么好事？尤其是，一方还是个老太婆。这想象带来的刺激，远远超过了真相的平淡甚至沉重。人们宁愿相信那个香艳又龌龊的传言，也不愿意去了解一个老人为了生计，在从事怎样一种孤独而古老的职业。
有一回，一个喝醉的闲汉堵在门口，嚷嚷着要“见识见识”。老陈第一次发了火，抄起扫把把他赶了出去，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。他冲着那人的背影喊：“积点口德吧！人家挣的是清清白白的辛苦钱！”喊完，他自己都喘着粗气。吴婶从楼梯转角慢慢走下来，手里还戴着那双洗得发白的棉布手套。她没说话，只是对老陈微微点了点头，眼神里有感激，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。
老陈有时候会想，这“乡村旅店”啊，像个戏台子。外人只看到紧闭的门，就自己编出一整出荒唐的戏码。他们看不见门里面的样子——那仔细铺开的白布，那些沉默的、需要被敬畏的骨骸，还有吴婶那双专注而平静的眼睛。她的手很轻，动作带着一种古老的仪式感，仿佛不是在处理死亡的残余，而是在进行一场安静的告别。
风还在吹，闲话偶尔也还在传。但老陈不再试图去辩白了。他依旧坐在柜台后面，听着收音机。有人来开那间房，他就默默递上钥匙。他知道，在这偏僻的乡村旅店里，守护一个老人的尊严和一门手艺的最后体面，或许就是他这个沉默的店主，唯一能做的事。至于外面的声音，就随它去吧。真相有时候就像吴婶布袋里的工具，不亮出来，反而少沾些尘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