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教授在教室丑1惫1
和教授在教室丑1惫1
这事儿说起来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上周叁下午，空荡荡的教学楼里，就剩我和老陈——陈教授，在307教室大眼瞪小眼。当然，不是你想的那种“大眼瞪小眼”，纯粹是学术上的“狭路相逢”。
事情是这样的。我那篇对于区域经济模型的课程论文，被老陈打回来了，批注写得密密麻麻，最后一行红字格外扎眼：“逻辑框架有根本缺陷，建议重拟。”我心里那叫一个不服啊，这模型我熬了叁个通宵，自认为精巧得很。于是，我直接在课后堵住了他，语气大概有点冲：“陈老师，我觉得我的模型没问题，能不能具体说说？”
老陈推了推眼镜，看了我一眼，没生气，反而笑了。他扬了扬手里的讲义：“现在？我接下来没课。你呢？”我立马接上：“我下午也没事。”“那行，”他转身就往教室走，“咱们今天就好好‘过过招’，把你这个模型掰开揉碎了看看。就我们俩，一对一。”
这就是“教室丑1惫1”的由来了。不是游戏，不是对决，就是一次纯粹到极致的、一对一的学术推敲。教室里就我们两个人，白板上很快画满了潦草的图表和公式。阳光斜照进来，能看到粉笔灰在光柱里缓缓浮动。
老陈没直接批评我，他先让我从头到尾再讲一遍我的思路。我讲得有点急，想尽快证明自己。他听着，不时在白板上某个我忽略的变量旁画个圈。等我讲完，他顿了顿，指着那个圈问：“这里，你假设外部政策因素是恒定的，对吗？”我点头。他转身在政策因素下面重重画了两条线：“但过去五年，这个地区经历了叁次重大产业调整。你的模型很漂亮，像一台精密仪器，可你把它放在一个静止的桌面上测试。而现实，”他敲了敲那个被圈起来的变量，“现实是一艘正在航行的船，甲板是晃动的。”
我一下子愣住了。我之前所有的精力，都花在让仪器内部齿轮咬合得更完美，却从来没想过桌子会不会晃。这种认知偏差让我陷在自己的逻辑里，还觉得牢不可破。
“来，我们试试把‘晃动’加进去。”老陈递给我一支粉笔。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完全沉浸在模型的拆解与重构里。他提问，我回答；我反驳，他引导。没有课堂上的权威距离，更像两个研究员在攻坚。他不断挑战我的预设，逼我解释每一个数据关联的深层原因。这个过程，就是一种高强度的思维淬炼，把我那些模糊的、想当然的念头，放在逻辑的火焰上反复灼烧，直到露出清晰或脆弱的本质。
我渐渐明白了，我的问题不在于计算，而在于思考的“起跑线”就歪了。老陈看我不再争辩，而是盯着白板发呆，语气缓和下来：“做研究，尤其是模型构建，最难的不是技术，而是意识到自己可能‘看不见’什么。那些你默认成立的、不加审视的前提，往往是最危险的漏洞。”
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。白板上已经面目全非，但一个更复杂、也更贴近现实的模型框架，隐约有了形状。我肩膀有点酸，心里却异常敞亮。那种感觉，就像在迷宫里转了很久，突然有人给你指了一下头顶的星空，让你看清了自己所在的位置。
离开教室时，老陈一边擦手一边说：“论文重写吧。不过这次，你手里的东西不一样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他指的不仅仅是那个修改后的模型框架。这场特别的“丑1惫1”，与其说是他纠正了我的一篇论文，不如说是他给我演示了一遍，如何对自己的思维保持警惕，如何进行一场真正的、深入的学术对话。那不是在聆听权威，而是在与另一个严谨的大脑碰撞中，看清自己思维的边界与光芒。
回宿舍的路上，我脑子里还回响着粉笔的嗒嗒声，和那些直指要害的提问。这次经历，大概会比那篇论文最后的分数，让我记得更久。